校史长廊
于云龙:感恩学校
发布人: 姜素锦  发布时间: 2016-04-14   浏览次数: 180


    掸去回头忘事的年老糊涂的灰尘,翻开尚能回顾的对陈年往事的记忆,捋捋自己慢慢变老的渐进过程,徜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乐趣,我觉得幸福快乐是我生活的主流,时髦话:“主旋律”。我现在的幸福,往大里说,是党和国家的恩赐,是党和国家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时代的春天。我感谢伟大的党,感恩伟大的祖国。往具体里说,即使在希望的原野上,不同坐标点上的暖度也有区别。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西域高原、东海之滨、都市僻壤、工农学商,每个人幸福生活的具体内容又各不一样,各有各的幸福。幸福的层次、内容各有特色。幸福,最统一、共性的表征是个人的满足感。每个人所生存的具体环境的不同,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个人的现实生活状态。就这一点而言,我的幸福,十分感恩学校。
    学校是培养人的基地,既培养学生,也培养教师,还培养管理人员。回顾我自己来学校学习、工作,一直到退休的近30年里,确实收益甚丰,无论是专业知识、社会知识还是工作上需要的其他知识技能,亦或政治上,都有不小的进步和提升。2009年,我从学校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技术职称是研究员。从行伍出身,到高等学府的研究员,完全是我所在的学校培养引领的结果。
    我是1983年底从部队转业来学校工作的。我从部队转业时,正是解放军部队大裁军的前夕,转业干部特别多,在我转业的前一年,已经有不少转业干部转到淄博来,也有的被安排到学校。在工作中,有的转业干部没有充分实现从部队到地方的作风转变,仍然坚持“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的作风要求,有的甚至采取“命令式”的工作方法。据传说,有的同志在教室外听到老师讲课不顺耳,竟冲进课堂,批评正在授课的老师,闹出来不少笑话。当时传说,很多学校根本不欢迎转业军人到学校工作,因为他们“不适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淄博师专接收了我,使我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藉此,我应该感恩学校,感恩接收我的淄博师范专科学校。
    当时的部队转业干部,首先要解决的是迫在眉睫的三个问题:一是工作岗位,包括个人的、家属的甚至子女的;二是居住问题,要有住房;三是子女入托或者上学问题,要有比较合适的托儿所、幼儿园或学校。我到学校来,我的工作是没有问题了,只是到什么工作岗位的事情了。可家属的工作怎么安排?按照当时的政策是,哪个单位接收的转业干部,就由哪个单位负责安排其家属的工作。有的单位很小,可以接收转业干部,但没有安排“转干”家属工作的条件,那就要上推到这个单位的上级部门或者系统安排。我就属于这种情况。情况反映到淄博市教育局,当时教育局只有一个“教具厂”是局属企业,可以安排。但是教具厂远离市区,上下班交通非常不方便,特别是有夜班,黑夜里走暗路更有危险,而且教具厂的职工大多是“临时工”,且经营状况也不理想,面临随时解散的窘境。局领导考虑到我初到此地,人员环境均十分陌生,又缺乏交通条件,所以,就建议学校克服困难,将我的随迁家属安排到了同样不太景气的学校的校办工厂,这就解决了我的一个后顾之忧。说到住房,我更是感激学校。学校那时的校址一共才60多亩地,除了教学楼、办公楼、操场、食堂外,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学校的教职工住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有些“文革”前就是“讲师”职称的老师仍然住在集体宿舍或单身宿舍。随着“农转非”政策的落实,这些老师的家属先后从农村迁到学校。住集体宿舍和单身宿舍的老师,要安排家属来学校,也急需住房。当时学校为解燃眉之急,选择了在校办工厂边上,紧贴学校院墙一个不大的地方,盖了10来间平房,将其中的6间间隔成4家,安排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家属农转非的教工居住。一家一间半,其余的就安排给了无房教职工。因为我的到来,学校又作了特别安排,将前边无楼房遮挡光照的、最西边的一套一间半平房安排给了我。学校安排的这套住房,总共不到20个平方,但对我来说,初来乍到,就有了住房,有了栖身之地,实在是十分优惠,我又卸下了一个包袱。这使我再一次感恩学校。
    我来到学校,只是新环境、新生活的开始,紧接着面临的便是干什么,怎么干?我来到学校时,社会上还在给“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的表现进行落实定论,主要是确认“三种人”(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要进行社会调查,对有疑点或者有争论的人给予调查落实,作出组织结论。在山东,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生力军“红卫兵”,首属山东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后来被社会上有些人称之为“山大主义兵”。对于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在当时是要查清楚的。但是在“派性”尚存的时期,调查谁,谁去调查,结论是什么,都应该是漩涡的中心。“慎”或者“不慎”,都要看能不能被抓到“把柄”。因为我刚从部队转来,各种关系均撇的清,不带任何观点,所以学校安排我干这件事情,容易被各种观点的人接受。这也就是我来到学校的第一项工作。这样的安排使我从第一手资料的角度熟悉了学校人员情况,为我后来开展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刚到学校,领导就把这么重要而敏感的工作交给我,体现了领导对我的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通过这件事,我广泛接触了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家的接受,为我介入学校工作开了一个好头。藉此,我非常感谢学校。
    实际深入学校的日常工作以后,我得到了来自领导、老师和广大教工同仁的多方面的支持、鼓励、鞭策和教诲,他们从不同方面给我以帮助。从部队到学校,相同点不少,譬如:部队被称为“大学校”,士兵都是年轻人,学校的学生也是年轻人;部队的士兵年年有退伍,年年有补充,学校的学生也是年年有毕业,年年有新生。人员结构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的基本队伍;部队训练是按课时,学校教学也是按课时,这些都是比较习惯的环境和作息。不同的地方也很多,譬如:部队的管理是全天候、全方位、全时段的,几乎没有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而学校的作息,自 E 得我刚来学校时,傍晚下班了,我还问领导晚上有什么安排。领导当时一愣,“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晚上干什么?领导说你自己安排。当时心里觉得很空荡,晚上时间怎么会没有人管呢?很无所适从。直到自己定出了自修学习计划,自己给自己安排上任务,才有了遵从,才不再感到茫然。学校的议事方法也与部队不同。部队处事是谁的官大、级别高,就听谁的,而且要绝对服从。而学校是集思广益,谁说得对,就听谁的。遇到事情,不能再等着领导下指示,领导告诉你怎么办才怎么办,而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自己的岗位职责内扮演主角,替领导当参谋。这种工作方式上的转变,虽然是渐进的,但在领导和同仁的包容和启发引导下,也转化得比较自然。学校良好的人际环境,也是我感恩学校的重要所在。
    面对学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生是求知的,但也是挑剔的。学生尊重的是知多、智广、思维缜密而敏锐的老师。要赢得学生的尊重,就必须“学无止境”,永远向着“博大精深”努力。正是这样的环境,我所在学校的老师们总是孜孜以求,永不满足地学习进取。许多我非常尊重的老师,知识渊博,可以说是“学者”的“范”,但我每次去拜访求教,看到他们总是在书案前看书。这对于一个“文革”中的“老三届”、“文革”后的“工农兵学员”来说,触动是心灵上的。所以,我能够在进到学校后,不管工作多么忙累,都能坚持继续学习的动力。正是追随这些老师、学者,效仿他们的结果,在我到学校工作的时间内,我努力学习了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比较教育学、社会学、法学和其他一些“杂学”。尽管在不同场合,对我来说,“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仍然压着我,但是我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表明我并非“大学的牌子、中学的水平、娃娃的脾气”的“工农兵学员”,我就是我。在我年届退休的前几年,我终于申请到了研究员技术职称。
    随着教育的发展,学校的规模和办学形式也不断发展变化,我伴随着学校的进步,工作岗位也多有变化,曾经先后在宣传部门、纪检部门、政工部门、校区党委、学校工会等岗位工作。学校给了我很多荣誉,应该说,我从部队转业之后,我所有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学校给我的。我深切体会到,一个人只有融入他从事的事业,才有个人发展的广阔天地;只有努力促进事业的发展,才能获得自己的进步;也只有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促进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实干兴业。我已经退休多年,常常回忆起自己在工作岗位时的许多表现,既有很多自豪和骄傲,也有许多内疚和惭愧,但都是过去的事了。留下的,是我对学校的永久感恩。



    作者简介:

    于云龙,山东理工大学工会原副主席,研究员,2009年1月退休。



(文章选自《回望甲子 春华秋实——山东理工大学60周年校庆回忆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