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暑假，我从山东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地处淄博市的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当老师。8月10日，我离开了家，背着一个装着被褥的大包袱，提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和常用书籍的小箱子，带着父母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叮咛，乘火车从济南市到达淄博市张店火车站。尽管我从初中二年级下学期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住校，但是由于学校与我的家在同一个城市，每个星期天一般都可以回家看看，所以并没有离开家的感觉。但这回是我平生第一次真真切切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去独立生活了，难免有怅然若失的感觉和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走出张店火车站，好像进入了充满农村气息的小城镇。火车站正对着的马路被称为淄博市最繁华的三马路（后改名为中心路）。马路两边多是些破旧不堪的二层楼房，灰头土脸的商店和宾馆鳞次栉比，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人行道上挤来挤去。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通到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我从火车站雇了一辆三轮车，我带着行李坐在车板上，三轮车车夫在后面蹬着车子。我们先从三马路向北，后经斜马路一路西北方向，过二马路、一马路、柳泉路，经过一条弥漫着呛鼻气息的猪龙河，然后走到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土路北侧是比路基高半米左右的浇灌农田用的水渠，路两边是望不到尽头的玉米地。过了玉米地，看见马路南侧一个红砖小楼，三轮车夫告诉我这里是市工会办公楼。再往前走一点，路北侧是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个大院。大院门口的一棵大树上挂着“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牌子。啊，这里就是我今后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前身是1956年在山东省省会济南由李同昌同志等老领导创办的山东省济南农业机械化学校，旨在为遍布全省的拖拉机站培养中级技术人才。当时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毛泽东主席认为只有实行农业机械化才能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全国一批冠名为农业机械化的院校应运而生。山东省济南农业机械化学校在省会办学的好景不长。1958年毛泽东主席批评教育部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于是，与“农业”沾边的山东省济南农业机械化学校在济南办学显然不合时宜，旋即搬到了济南以北近一百公里的德州。1959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农业机械化院校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尚方宝剑。该校从中专升格为专科层次的山东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1962年又升格为本科层次的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跻身于山东省“文革”前十三所本科院校行列。为了学院更好地发展，省政府决定该院搬迁到济南以东约一百公里的工业重镇淄博市，其校址是由淄博市举办在生活困难时期下马的淄博工学院的旧校址。原淄博工学院的校舍、部分师资、图书和实验室被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接管。同时，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山东农学院的农机系和莱阳农学院的农机系一同并入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学院实力有了较大提高。山东省水利厅原厅长王志廉同志调入该院担任院长，莱阳农学院原党委书记倪江同志调入该院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为适应学院的新发展，1963年该院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新增10名年轻教师。我就是在学院大发展的形势下，被分配到该院的。
该院在淄博市张店区的西北方向，面积只有200亩左右。最南边是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形状像一艘军舰；教学楼北侧是一个周长300米跑道的非标准运动场；运动场北边是一栋三层的学生宿舍楼，该宿舍楼靠西侧的部分房子临时作为单身教职工的宿舍；学生宿舍楼的北侧有一栋家属宿舍楼；再靠西北方向就是拖拉机机库、农业机械机库和金工实习厂。当时，学院只设一个“农业机械化”专业，以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运用和维修为主要专业方向，培养面向全省农业机械行业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该院正是用人之际，本来我以为到该院报到后，校方会尽快安排我承担教学任务。但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却是参加“三秋”支农任务。时任办公室主任盖立斋同志召集我们部分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开会，明确告诉我们——在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工作的所有老师都要学会开拖拉机，学会用我们学院的特长“农业机械”去支农，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凡是不会开拖拉机的老师都要学会开拖拉机。
我被分配到“东方红-54”链轨拖拉机。我们车组共有4人，机长是学校拖拉机队的队长李振勇同志。该同志是老黄牛式的劳动模范，曾经是解放军的坦克兵，转业后来到我们学校，技术娴熟，为人厚道，话语不多，但是非常幽默。我们车上除我之外还有梁维生同志和邢佑运同志。梁维生同志是本校中专时期的毕业生，因品学兼优留校担任了拖拉机实验室的实验员。他的拖拉机业务很熟练，工作也很认真。邢佑运同志1963年暑假毕业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科班出身，是同我一起分配到该院的10名新教师之一。我们车组实行两班倒，我和李振勇队长一个班，梁维生同邢佑运一个班。每个班干12小时。我们的任务是耕地，其地点在张店区周边的农村。
开始，李振勇队长开车，我在拖拉机后面打犁。打犁的活坐在五铧犁左侧的座位上，手把一个转盘，用于调五铧犁耕地的深浅。同时，要负责拖拉机进入地块时把犁打下，拖拉机开到地头时把犁抬起。后来，在李队长指导下我也学着开拖拉机，他就在后面打犁。这样我们交换着开车和打犁，以免除总是干一个活的单调和疲乏。我从来没有动过拖拉机，刚开始还觉得很新鲜、很刺激、挺有意思，但是干下来一个多星期之后，日复一日手脚重复的是同样的动作、耳朵里充满的是同样的机器轰鸣、眼睛里看到的是同样的土浪翻滚、头顶上感觉到的是同样的烈日炎炎，就觉得十分枯燥无味。其实，开拖拉机也好、打犁也好，并不算重体力活，但是每个班干12小时，我们觉得最大的困难是疲乏打盹。常常陷入犯困的境地——瞌睡虫不召即来、挥之不去。
没开过拖拉机的人往往认为拖拉机行走速度很慢，在大田里又没有什么走动的人和车辆，感觉开拖拉机是非常安全的。其实，我们接触过拖拉机之后，才知道它的厉害。李队长经常告诫我们，说驾机如驾虎。凡是在大田实施过拖拉机作业的人，都会有闯鬼门关的记录。有一次我在拖拉机后面打犁，拖拉机开到地头之后，我迅速把犁打起，然而身体突然感觉一晃，就连同座位一起翻到刚刚耕过的土里，此时由于犁已经离开地面，阻力的突然减少，拖拉机的速度明显加快，我眼看着最后一个犁尖冲着我猛刺而来。当时幸亏年轻，身体反应比较灵敏，我用脚狠狠地蹬了犁架一下，然后用尽全身的气力滚出犁体之外，才算从鬼门关门口滚了出来。后来检查了一下，原来打犁的座位同犁体只有一个螺丝连接。该螺丝长久锈蚀，突然断裂，险些酿成一次事故。后来常想，人的生命有时十分顽强，但有时却十分脆弱。拿打犁来讲，我的生命不就是拴在一个螺丝上吗？正是“命悬一丝”。我还记得有一天中午特别热，在拖拉机里面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李队长开车时间长一些后有些犯困，就让我去开车，他在后面打犁。我开过几圈之后困意也很快袭上自己的脑袋，揉眼睛、按太阳穴、甚至掐自己大腿上的肉，都轰不走困神，只能尽量提起精神，眼睛使劲看着左侧耕地的墒沟，驾着拖拉机沿着墒沟直线前进。正当脑子几乎处于麻木状态时，突然感觉拖拉机哐当一声向右倾斜了一下，然后又迅速反弹回来，困神一下子无影无踪。我赶紧停下车，向车后犁上一看，李队长已经不见踪影，只见犁后右侧有一个大坑。我的心几乎快跳到嗓子眼了，两腿直发抖，赶紧跳下车，跑到车后坑边一看，李队长仰面朝天躺在坑底正对着我傻笑。原来这是一个废弃的水井，井壁已经塌陷，形成一个大坑。我开的拖拉机的右侧链轨刚好从坑的中部趟过去，李队长一看形势不妙就从犁上跳到坑底，眼看着犁尖距离自己头上几公分处反弹上去，捡了一条命。如果坑再大一点，或者坑再浅一点，后果不堪设想！从那以后，不管多么困，我开车时不但看左侧墒沟，也看拖拉机正前方的整个地势，再不能顾此失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社会风气非常好，我们参加支农，给那个小队耕地，那个小队负责接待。中国的农民确实十分朴实，他们看到我们的辛苦，力求通过实实在在地接待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一日三餐大都是在地头大树底下完成，小队干部把饭菜和绿豆汤放在小桌上，我们席地而坐，狼吞虎咽尽快解决“战斗”，以求饭后找个僻静地方稍微迷糊一会。小队干部并不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站在旁边只是问我们还需要什么，并好言好语劝说我们尽量多吃一点。几乎顿顿饭中都有炖小鸡、炒鸡蛋，农民把他们心目中最好的饭菜奉献给我们，然而我们那时吃什么都是一个味，只是想多睡点觉。
这样大约干了近两个月，“三秋”任务基本完成。作为我们支农机组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保养拖拉机。这时，我方才知道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搞专业的人的真正硬功夫。在李队长指导下，我们把拖拉机和发动机大卸八块，李振勇队长和梁维生老师对拖拉机和发动机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如数家珍。一些重要的运转部件都要拆卸后用煤油清洗并测试其间隙，看是否超过公差要求，以决定其是否需要更换；对所有的轴承都要进行清洗，然后重新涂满黄油。他们对拖拉机的每一个螺丝、每一个垫圈都了如指掌，拆卸和组装发动机与拖拉机几乎达到摸着黑都可以干的程度，令我们这些学理科的人大开眼界，对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的“实践出真知”的真谛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后来才知道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最拿手的专业课是《拖拉机构造》课，许多专业课老师对各种常见的拖拉机和发动机的构造几乎可以倒背如流，成为该院的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有一名专业老师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刚好涉及到一个发动机的构造问题，当美国的同事正在翻箱倒柜找资料的功夫，我们这位老师已经把其细节、甚至螺丝和垫圈的型号都和盘端出，令不善记忆的美国人对我们中国的同行惊叹不已。
回想近两个月的拖拉机耕地工作，有许多自己平生的第一次：平生第一次同机械打交道，初步尝到了机械的能耐，也尝到了机械的厉害；平生第一次作为农民的招待对象，被农民招待了近两个月，深深体会到农民的淳朴、热情和善良；平生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实践出真知的真谛，深深感受到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注重实干、崇尚实践的校风，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的许多老师正是在反复拆卸、组装拖拉机、发动机的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我也是经过这近两个月的实践积累了一些关于驾驶和维修拖拉机的知识和经验，40年后终于找到了用场。2003年年初我退出大学的领导岗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考汽车驾驶执照，除了理论考试背了几天交通规则，通过计算机考试外，我没有参加一天的驾校学习，就是让朋友带我到偏僻的公路上学了学开汽车的基本要领之后，便顺利通过路考。许多人对此感到奇怪，我就骄傲地告诉他们，我40年前曾是一名历经千锤百炼的拖拉机驾驶员。
作者简介:
王敏，1963年进入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工作，1986—1994年任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山东工程学院院长，后担任莱阳农学院院长、山东轻工业学院院长等职。
(文章选自《回望甲子 春华秋实——山东理工大学60周年校庆回忆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