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去回头忘事的年老糊涂的灰尘，翻开尚能回顾的对陈年往事的记忆，捋捋自己慢慢变老的渐进过程，徜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乐趣，我觉得幸福快乐是我生活的主流，时髦话：“主旋律”。我现在的幸福，往大里说，是党和国家的恩赐，是党和国家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时代的春天。我感谢伟大的党，感恩伟大的祖国。往具体里说，即使在希望的原野上，不同坐标点上的暖度也有区别。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西域高原、东海之滨、都市僻壤、工农学商，每个人幸福生活的具体内容又各不一样，各有各的幸福。幸福的层次、内容各有特色。幸福，最统一、共性的表征是个人的满足感。每个人所生存的具体环境的不同，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个人的现实生活状态。就这一点而言，我的幸福，十分感恩学校。
    学校是培养人的基地，既培养学生，也培养教师，还培养管理人员。回顾我自己来学校学习、工作，一直到退休的近30年里，确实收益甚丰，无论是专业知识、社会知识还是工作上需要的其他知识技能，亦或政治上，都有不小的进步和提升。2009年，我从学校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技术职称是研究员。从行伍出身，到高等学府的研究员，完全是我所在的学校培养引领的结果。
    我是1983年底从部队转业来学校工作的。我从部队转业时，正是解放军部队大裁军的前夕，转业干部特别多，在我转业的前一年，已经有不少转业干部转到淄博来，也有的被安排到学校。在工作中，有的转业干部没有充分实现从部队到地方的作风转变，仍然坚持“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的作风要求，有的甚至采取“命令式”的工作方法。据传说，有的同志在教室外听到老师讲课不顺耳，竟冲进课堂，批评正在授课的老师，闹出来不少笑话。当时传说，很多学校根本不欢迎转业军人到学校工作，因为他们“不适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淄博师专接收了我，使我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藉此，我应该感恩学校，感恩接收我的淄博师范专科学校。
    当时的部队转业干部，首先要解决的是迫在眉睫的三个问题：一是工作岗位，包括个人的、家属的甚至子女的；二是居住问题，要有住房；三是子女入托或者上学问题，要有比较合适的托儿所、幼儿园或学校。我到学校来，我的工作是没有问题了，只是到什么工作岗位的事情了。可家属的工作怎么安排？按照当时的政策是，哪个单位接收的转业干部，就由哪个单位负责安排其家属的工作。有的单位很小，可以接收转业干部，但没有安排“转干”家属工作的条件，那就要上推到这个单位的上级部门或者系统安排。我就属于这种情况。情况反映到淄博市教育局，当时教育局只有一个“教具厂”是局属企业，可以安排。但是教具厂远离市区，上下班交通非常不方便，特别是有夜班，黑夜里走暗路更有危险，而且教具厂的职工大多是“临时工”，且经营状况也不理想，面临随时解散的窘境。局领导考虑到我初到此地，人员环境均十分陌生，又缺乏交通条件，所以，就建议学校克服困难，将我的随迁家属安排到了同样不太景气的学校的校办工厂，这就解决了我的一个后顾之忧。说到住房，我更是感激学校。学校那时的校址一共才60多亩地，除了教学楼、办公楼、操场、食堂外，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学校的教职工住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有些“文革”前就是“讲师”职称的老师仍然住在集体宿舍或单身宿舍。随着“农转非”政策的落实，这些老师的家属先后从农村迁到学校。住集体宿舍和单身宿舍的老师，要安排家属来学校，也急需住房。当时学校为解燃眉之急，选择了在校办工厂边上，紧贴学校院墙一个不大的地方，盖了10来间平房，将其中的6间间隔成4家，安排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家属农转非的教工居住。一家一间半，其余的就安排给了无房教职工。因为我的到来，学校又作了特别安排，将前边无楼房遮挡光照的、最西边的一套一间半平房安排给了我。学校安排的这套住房，总共不到20个平方，但对我来说，初来乍到，就有了住房，有了栖身之地，实在是十分优惠，我又卸下了一个包袱。这使我再一次感恩学校。
    我来到学校，只是新环境、新生活的开始，紧接着面临的便是干什么，怎么干？我来到学校时，社会上还在给“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的表现进行落实定论，主要是确认“三种人”（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要进行社会调查，对有疑点或者有争论的人给予调查落实，作出组织结论。在山东，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生力军“红卫兵”，首属山东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后来被社会上有些人称之为“山大主义兵”。对于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在当时是要查清楚的。但是在“派性”尚存的时期，调查谁，谁去调查，结论是什么，都应该是漩涡的中心。“慎”或者“不慎”，都要看能不能被抓到“把柄”。因为我刚从部队转来，各种关系均撇的清，不带任何观点，所以学校安排我干这件事情，容易被各种观点的人接受。这也就是我来到学校的第一项工作。这样的安排使我从第一手资料的角度熟悉了学校人员情况，为我后来开展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刚到学校，领导就把这么重要而敏感的工作交给我，体现了领导对我的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通过这件事，我广泛接触了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家的接受，为我介入学校工作开了一个好头。藉此，我非常感谢学校。
    实际深入学校的日常工作以后，我得到了来自领导、老师和广大教工同仁的多方面的支持、鼓励、鞭策和教诲，他们从不同方面给我以帮助。从部队到学校，相同点不少，譬如：部队被称为“大学校”，士兵都是年轻人，学校的学生也是年轻人；部队的士兵年年有退伍，年年有补充，学校的学生也是年年有毕业，年年有新生。人员结构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的基本队伍；部队训练是按课时，学校教学也是按课时，这些都是比较习惯的环境和作息。不同的地方也很多，譬如：部队的管理是全天候、全方位、全时段的，几乎没有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而学校的作息，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记得我刚来学校时，傍晚下班了，我还问领导晚上有什么安排。领导当时一愣，“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晚上干什么？领导说你自己安排。当时心里觉得很空荡，晚上时间怎么会没有人管呢？很无所适从。直到自己定出了自修学习计划，自己给自己安排上任务，才有了遵从，才不再感到茫然。学校的议事方法也与部队不同。部队处事是谁的官大、级别高，就听谁的，而且要绝对服从。而学校是集思广益，谁说得对，就听谁的。遇到事情，不能再等着领导下指示，领导告诉你怎么办才怎么办，而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自己的岗位职责内扮演主角，替领导当参谋。这种工作方式上的转变，虽然是渐进的，但在领导和同仁的包容和启发引导下，也转化得比较自然。学校良好的人际环境，也是我感恩学校的重要所在。
    面对学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生是求知的，但也是挑剔的。学生尊重的是知多、智广、思维缜密而敏锐的老师。要赢得学生的尊重，就必须“学无止境”，永远向着“博大精深”努力。正是这样的环境，我所在学校的老师们总是孜孜以求，永不满足地学习进取。许多我非常尊重的老师，知识渊博，可以说是“学者”的“范”，但我每次去拜访求教，看到他们总是在书案前看书。这对于一个“文革”中的“老三届”、“文革”后的“工农兵学员”来说，触动是心灵上的。所以，我能够在进到学校后，不管工作多么忙累，都能坚持继续学习的动力。正是追随这些老师、学者，效仿他们的结果，在我到学校工作的时间内，我努力学习了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比较教育学、社会学、法学和其他一些“杂学”。尽管在不同场合，对我来说，“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仍然压着我，但是我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表明我并非“大学的牌子、中学的水平、娃娃的脾气”的“工农兵学员”，我就是我。在我年届退休的前几年，我终于申请到了研究员技术职称。
    随着教育的发展，学校的规模和办学形式也不断发展变化，我伴随着学校的进步，工作岗位也多有变化，曾经先后在宣传部门、纪检部门、政工部门、校区党委、学校工会等岗位工作。学校给了我很多荣誉，应该说，我从部队转业之后，我所有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学校给我的。我深切体会到，一个人只有融入他从事的事业，才有个人发展的广阔天地；只有努力促进事业的发展，才能获得自己的进步；也只有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才能更好地为促进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实干兴业。我已经退休多年，常常回忆起自己在工作岗位时的许多表现，既有很多自豪和骄傲，也有许多内疚和惭愧，但都是过去的事了。留下的，是我对学校的永久感恩。

    作者简介：

    于云龙，山东理工大学工会原副主席，研究员，2009年1月退休。

(文章选自《回望甲子 春华秋实——山东理工大学60周年校庆回忆文编》)